不管是看“人”看“事”，还是看“物”看“问题”，都要学会看本质、看主流、看大局、看大方向，等等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认清那个“人”、那个“事”、那个“物”、那个“问题”。否则，就会看歪、看偏、看扭曲了。在这方面，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做出了光辉榜样。
八十多年前，面对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，党内则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和态度：一种认为“好得很”，一种则认为“糟得很”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因为这两种人看问题的着眼点不同，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之故。前者看问题是着眼于看本质、看主流、看大局、看大方向，后者看问题则只着眼于看现象、看支流、看局部、看个别问题等等。我虽然没有研究过当年湖南农民运动的具体状况，但我可以肯定地说，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肯定是有缺点、有错误的，甚至还很多，有的也许还很严重。但这是否湖南农民运动的本质和主流呢？显然不是。由于人们看问题的着眼点不同，看问题的方法不同，所以党内才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和态度。实践证明，前者的观点和态度是正确的，后者则是错误的。这一严酷的事实告诉我们，看问题一定要看本质、看主流、看大局、看大方向，等等。这样去看问题的人，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，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；否则便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，便只能采取错误的态度。
看一个大的群众运动是这样，看一件事一个人也是这样。毛主席曾告诫我们要注意“划清两种界限”。他说：“首先，是革命还是反革命？是延安还是西安？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。例如，他们反对官僚主义，就把延安说得好似‘一无是处’，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，区别一下。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。”（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》（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）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第1444——1445页）这里说的就是一件事：怎样看待“官僚主义”。同样是“官僚主义”，却也有“质”的不同。有些人只看到了“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”的“相似点”，却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“不同点”，结果是“从根本上犯了错误”。这个错误便是没有分清“是革命还是反革命？是延安还是西安？”这也就是说，没有分清它们之间“质”的不同。
毛主席在谈到“划清两种界限”时接着说道：“其次，在革命的队伍中，要划清正确和错误、成绩和缺点的界限，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，什么是次要的。例如，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？说少了不行，说多了也不行。一个人的工作，究 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，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，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。如果是七分成绩，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。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，那就完全错了。”（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》（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）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第1445页）这里说得是如何评价一个人。当然，在评价一个人时，首先要分清“是革命还是反革命？是延安还是西安？”的问题，其次则要分清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，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”的问题。前者就是看本质，后者就是看主流。当然，本质和主流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。
下象棋的人一定都懂得看大局，看全局，而不会只顾眼前，只顾局部。每走一步棋，都要想到后两步、后三步甚至后N步棋该怎么走。而不能只看眼前的这一步该怎么走；不仅要想到自己该怎么走，还要想到对方会怎么走。每走一步棋是对是错、是好是坏，不仅要看这步棋本身的对错好坏，更要看对后面几步棋乃至全局的影响及利弊。这就叫看大局，看全局。如果下棋人不懂这个，那他必输无疑。只有懂得看大局、看全局的棋手，才有赢的可能。下棋是这样，打仗更是这样，搞革命、搞建设同样是这样。毛主席就是一个最善于看大局、看全局的伟人，所以被称为“战略家”。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，毛主席对三大战役的部署和指挥，对百万雄师过大江、解放全中国的部署和指挥等等，都突出地展示了毛主席这一高瞻远瞩、运筹帷幄的特点。建国后，毛主席的《论十大关系》以及他在晚年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等，都是他在这个方面的伟大杰作。
几十年来，无论是观察、分析任何问题，毛主席都善于看本质、看主流、看大局、看大方向，而不会被一些假象、支流、局部、挫折等等所迷惑。在这方面，还有一个更为突出而典型的事例是，他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。他曾说：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。看起来，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，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。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，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，而是属于人民。”（《和美国记者安娜•路易斯•斯特朗的谈话》（一九四六年八月）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第一一九三页）这是多么正确而英明的论断啊！
让我们都来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学习，学习他在观察和分析任何问题时的那种善于看本质、看主流、看大局、看大方向等等的高超本领吧！